在今天的肯尼亚，“起床去上班值得吗？”的问题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鸣。我们的税收制度压榨着肯尼亚人的日常生活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更多人陷入贫困。人们被课以重税，但在教育、医疗和食品安全等基本服务方面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很少。这是倡导税收正义的关键时刻，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缺陷的制度，它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负担，而最富有的人却基本上毫发无损。

一名受薪肯尼亚人仅在强制性扣除额中就损失了高达49.25%的总收入。这些扣除有多种形式：PAYE（即收即付），占工资总额的35%；全国社保基金，最近增至6%；养老金设定为4%；NHIF（健康保险）2.75%；住房税（Housing Levy），将总收入的1.5%加到账单中。这使得一名肯尼亚工人只能拿到其总收入的50.75%。但这并没有结束。税收制度继续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迫使肯尼亚人为基本需求支付更多的钱，同时进一步削减他们的收入。

一旦扣除额已经使肯尼亚人的收入减半，增值税（VAT）就会介入，进一步降低购买力。建议的预算规则建议按50/30/20的比例分配（50%用于必需品，30%用于可自由支配的支出，20%用于储蓄）。对大多数肯尼亚人来说，仅生活必需品一项就吞噬了他们净收入的50%左右，这意味着他们80%的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和可自由支配的支出。对于这些支出，征收16%的增值税，再征收工资总额的6.5%。

因此，当你把所有这些扣除和税收加起来时，肯尼亚人总工资的55.75%被用于税收和增值税，这一比例令人震惊。一个有工作的肯尼亚人只剩下他们原始收入的44.25%，这些收入必须延伸到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，以及他们对金融稳定或增长可能抱有的任何愿望。

让税收噩梦更加难以忍受的是政府如何分配它所征收的税收。大约70%的收入用于偿还国债，仅剩下30%用于支付所有其他政府职能，包括公共服务。当医疗和教育在资金不足的重压下崩溃时，肯尼亚人不禁要问，为什么他们要承担如此高的税收负担，而他们的福利投资却如此之少。

看到这些资金更多地用于偿还债务，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，这是令人不快的，而公共服务本应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石。学校资源不足，公立医院工作人员和基本用品短缺，粮食不安全仍然是农村和城市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对许多肯尼亚人来说，“进步税”的愿景已经演变成“生存税”——但只是针对政府，而不是针对其公民。

这一体系造成了一个悖论：挣得少的人却付出更多。对于超级富豪和有权有势的人来说，税收漏洞和豁免随处可见，投资回报往往税率较低，或者根本不征税。相比之下，完全依靠工资生活的中低收入者，每次都要交税，而且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。

当收入的55.75%被用于税收时，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么多肯尼亚人质疑努力工作的价值。

Mercy Mutai是一位媒体和传播顾问